“我們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比較直接,大夏國喜歡講究人情世故,我並不覺得直來直往是錯誤,因為這有利於,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,民生,等等對人有用的地方去,大夏國的人情世故,拖累了他們的步伐。”
格蘭特並沒有過多苛責,“但我們也需要學習他們的長處,作為戰略層麵的總負責人,你需要比別人看的更遠一些,眼前的利益自然有人去爭取,你要的是更長遠的利益。這種思維的轉變,不是一朝一夕能改過來的,但我希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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