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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深吸了幾口氣,強迫自己冷靜下來。
“那我現在怎麼辦?”
他想了想,從抽屜裏拿出一個東西遞給我。
“您先搬出來,別在家裏住了。這個您拿著。”
我接過來,是一個錄音筆,黑色的,很小巧。
“這個錄音筆是我們配的,續航很長,能錄幾十個小時。”
“您回去之後隨身帶著,一直開著。如果他有什麼異常的舉動,或者說了什麼奇怪的話,都能錄下來。”
“我們現在沒有證據,不能直接抓人。”
我把錄音筆攥在手心裏,金屬的外殼冰涼。
“如果他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,馬上給我打電話,這是我的名片。”
他又遞過來一張名片。
“任何時候,半夜也沒關係。”
我接過來,看了一眼,城東派出所,李建國。
“李警官,”我站起來,“我搬出來就行了嗎?他會不會找到我?”
“您先回娘家住一陣,別告訴他你媽家的地址。如果他聯係你,你就說想家了,回去住幾天。別激怒他,也別讓他覺得你已經發現了什麼。表麵上一切正常,明白嗎?”
我點點頭,把名片和錄音筆都塞進包裏。
“還有,這幾天別單獨跟他待在一起,盡量在人多的場合。如果他讓你跟他出國,千萬別去。”
我渾身一凜:“出國?”
“上次那個老太太的兒子,回來之後也一直說要帶他媽出國,說國外好,要帶她去享福。”
“老太太跟我們提過一嘴,當時沒當回事。現在想想......”
他沒有說下去,但我已經明白了。
從派出所出來的時候,天已經黑了。
十一月的風很冷,我裹緊外套走在路上,腦子裏一片混亂。
為什麼要消失?
消失到哪裏去了?
那個老太太和她的兒子,現在在哪裏?
還活著嗎?
我的手插在口袋裏,攥著那支錄音筆,指節發白。
我開始回憶這十年裏所有的細節。
我和陳默是2014年結的婚。
那時候他28歲,在一家外貿公司做業務員,身體很差,一米七八的個子隻有一百二十斤,風一吹就倒。
他有嚴重的胃病,三天兩頭跑醫院,走兩步路就喘,醫生說他是先天體質不好,底子太弱。
我們結婚剛滿一年,他就說要出國工作。
說是公司有個外派的機會,工資是國內的五倍。
他跟我商量的時候特別興奮,說去幹幾年攢點錢回來,日子就好過了。
我當時不同意,我們才結婚一年,他身體又不好,一個人去國外我怎麼放心。
但他鐵了心要去,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,錯過了就沒有了。
我們吵了好幾次,最後還是他贏了。
然後就是漫長的異地。
我們主要靠微信聯係,每天發幾條消息,偶爾打個電話。
但電話很少,他說工作忙,經常加班到半夜,有時差,不方便。
我想跟他視頻,他總說攝像頭壞了,或者說在宿舍不方便,同住的同事已經睡了。
我當時沒多想,覺得在國外打工確實不容易,條件艱苦也能理解。
但有些時候,他還會失聯。
最長的一次,整整五天沒有消息。
我發了無數條微信,打了無數個電話,一個都沒回。
我急得差點買機票飛過去找他,後來他回了一條消息,說項目趕工期,連續加了五天班,手機都沒時間看。
我當時信了。
現在想起來,一個正常人,五天不看手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