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年後,我主持的項目獲得國家科技獎。
頒獎名單公布時,有媒體翻出當年的論文署名事件。
記者問我。
“如果沒有高明遠教授的打壓,您會不會取得更大成就?”
我想了想。
“可能會少走幾年彎路。”
“但人生不能做對照實驗。”
“我隻能對現在的數據負責。”
台下有人笑。
頒獎結束後,我回學校做講座。
原學院已經換了一批管理人員。
走廊還是老樣子。
那間我曾刷不開門禁的實驗室,如今改成了學術誠信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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